议程设置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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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主要探讨大众传媒如何影响公众对于社会事件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以下是对该理论的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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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起源:议程设置理论的早期思想源自政治学,特别是沃尔特·李普曼的著作《舆论》17。李普曼提出,大众传媒通过其报道的内容,构建了一个“拟态环境”,公众往往将这个环境当作现实本身,从而形成了对世界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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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提出:1968年,唐纳德·肖和麦克斯威尔·麦克姆斯通过对总统大选的调查,研究了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并在1972年正式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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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内涵: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并不能完全决定人们的想法,但它可以设定一个议程,告诉公众应该思考什么问题3。这个理论关注的是传播过程中的最初阶段,即认知层面上的效果,也就是影响公众“想什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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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级议程设置:麦库姆斯和肖进一步提出了“两级议程设置理论”,其中第一级关注受众议程的内容,即“想什么”,而第二级则关注受众如何想,即新闻中不同属性的重要性排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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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意义:议程设置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大众传播在认知层面的长期、综合和宏观社会效果,有助于效果研究摆脱有限效果论的局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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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展: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已经从最初的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的关系,发展到了属性议程设置,即研究议题的显著度如何从媒介议程传播到公众议程,并进一步检验属性显著度的传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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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应用:议程设置理论不仅在传播学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而且已经扩展到社会其他相关领域,成为研究大众传播社会功能和效果的重要工具910。
综上所述,议程设置理论是理解大众传媒如何塑造公众认知和讨论议程的关键理论,它对于分析媒体影响力和公众意见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适用性如何?
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适用性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和发展。首先,议程设置的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化12。在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时代,传统的大众传媒不再是唯一的议程设置者,微博用户、微信公众号、各类资讯平台等都成为了新的议程设置主体。这种多元化的主体结构使得议程设置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而是变得更加开放和民主。
其次,受众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分化与聚焦现象更加明显12。网络媒体下受众选择信息具有倾向性,而受众的强匿名心理又使得他们在网络信息传递中更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自下而上”的网民自我设置与选择作用越来越强,网民间联系的加强有利于某些议题迅速、广泛地扩散。
此外,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过程也受到了公众自我设置议程的压力13。传统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主体地位不仅受到来自网络媒体的威胁,也受到公众自我设置议程的压力。这要求传统媒体适应新媒体的发展要求,提高舆论引导的能力。
综上所述,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仍然适用,但其内涵和外延都有所扩展和深化。传统媒体需要适应这种变化,与网络媒体和公众形成更加有效的互动和沟通,以提高其在新环境下的舆论引导能力。111213
沃尔特·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在现代社会中是否仍然有效?
沃尔特·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和相关性。该理论指出,人们的行为和认知往往不是对客观环境的直接反应,而是对通过媒体传播的“拟态环境”的反应17。在当今社会,媒体的影响力和传播速度都有了显著的增长,这使得“拟态环境”对公众认知和行为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李普曼的理论还强调了媒体在塑造公众认知中的作用,以及这种认知与客观现实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16。随着社交媒体和数字媒体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这些渠道获取信息,这进一步强化了“拟态环境”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因此,李普曼的理论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开创性,而且在实践中也持续影响着我们对媒体、舆论和公众认知之间关系的理解18。
两级议程设置理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有何差异?
两级议程设置理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20,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通过设置议事日程影响公众关注的焦点,但这种影响可能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在某些文化中,大众媒介可能对公众议题的设置有更强的影响力,而在其他文化中,这种影响力可能较弱。例如,19中提到,中国网络传播学会会长杜俊飞认为“沉默的螺旋”理论在解释社会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的问题上是有效的,但对于程序性、技术性问题则未必。这表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媒介议程设置的接受程度和反应可能不同。同时,陈力丹老师指出,诺依曼的理论可能受到其个人经历的影响,这也可能意味着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议程设置理论的适用性和效果会有所变化。尽管如此,19中的笔者通过考察诺依曼在不同国度的研究,认为基本的道德是非标准在全球范围内是一致的,这可能为两级议程设置理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提供了一定的普遍性基础。
议程设置理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现象?
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 theory)是一个传播学理论,它认为媒体通过选择性地强调某些话题,影响公众对这些话题的认知和重视程度21。在社交媒体时代,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假新闻现象的传播和影响。
首先,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和用户行为共同作用,形成了一种新的议程设置机制。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内容,而用户则通过点赞、分享和评论等行为,进一步放大某些话题的可见度。这种机制可能导致假新闻迅速传播,因为它们往往设计得更具吸引力和情绪化,容易引发用户的关注和参与21。
其次,议程设置理论的局限性在新媒体环境下被放大。社交媒体的交互性和互动性使得信息量激增,用户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这种环境下,假新闻的传播不再完全受传统媒体控制,而是在用户之间的互动中迅速扩散,挑战了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21。
最后,研究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适用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假新闻如何在社交媒体上形成和扩散,以及如何通过改进信息的筛选和验证机制来减少假新闻的影响21。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可以更全面地分析假新闻现象,为制定有效的信息管理策略提供依据。
属性议程设置理论在政治传播中的具体应用案例有哪些?
属性议程设置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一个延伸,它不仅关注媒体如何通过强调某些议题来影响公众对议题的关注度,还关注媒体如何通过强调议题的某些属性来影响公众对这些属性的看法和评价。在政治传播中,属性议程设置的应用案例广泛,以下是几个具体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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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宣传:在政治选举中,候选人和政党会通过媒体强调自己的政策立场和个人特质,同时也会试图影响媒体对对手的报道,以此来塑造选民对候选人的看法。例如,一个候选人可能会强调自己的领导能力和经验,而对对手的负面属性进行强调,从而影响选民的判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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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议题的框架:政府和政策制定者会利用媒体来强调某些政策议题的重要性,并塑造这些议题的特定属性。例如,政府可能会通过强调经济政策的增长和就业创造潜力来推动公众对这些政策的支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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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管理:在政治危机或丑闻中,政治人物或政府机构会通过媒体管理和引导公众对事件的理解和评价。他们可能会强调自己的透明度和责任感,同时淡化事件的负面影响,以此来维护公众形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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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会通过媒体来塑造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立场。例如,一个国家可能会通过强调其在国际冲突中的和平和调解角色,来影响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的看法。22
这些案例展示了属性议程设置理论在政治传播中的多样化应用,通过媒体的报道和信息传播,政治行为者能够影响公众对政治议题和属性的认知和评价。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