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史：社会学研究中国化的代表成果

中国社会学史的代表成果主要体现在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过程中，这一过程不仅涉及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适应，还包括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深入挖掘和研究。以下是一些关键的代表成果：

1. 社会学中国化：这一概念强调将外来社会学理论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以促进对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的认识、解释和解决1。这要求中国社会学界加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发掘研究，以实现文化自觉2。

2. 历史进程的客观揭示：研究中国社会学史需要客观地揭示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进程，分析综述各学派的学术观点，科学地揭示中国社会学的成就与不足3。

3. “接轨”与“自觉”阶段：周飞舟在其研究中将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分为“接轨”与“自觉”两个阶段，强调“自觉”阶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主要来自于现实经验研究的要求4。

4. 燕京学派的发展：中国社会学初创期的两种研究取向，如《社会学杂志》和《社会学界》所代表的社会学本土化，体现了燕京学派的发展流变5。

5. 社会转型与学科定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在社会转型和学科定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探讨了社会学究竟应该“为学术而学术”还是应该“学以致用”的问题6。

6. 中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史的密切关系：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构成了中国社会学史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有着相依不离的密切关系7。

7. 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阶段：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将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旨在建立属于中国的社会科学8。

8. 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开始逐步明确自身学科意识，确立学科定位，积极编写教材，恢复和完善课程教学与科研体系9。

9.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杨雅彬在《中国社会学史》中研究了瞿秋白与社会学的关系，专设章节探讨了解放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以及抗战时期解放区的农村调查10。

这些成果不仅展示了中国社会学在历史发展中的成就，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学界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努力和进步。通过这些研究，中国社会学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社会学中国化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

社会学中国化的概念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对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结合与反思。根据吴文藻的观点，西方社会学可以划分为理论与事实两个部分，这两者既可以独立分离，也可以相互结合11。这意味着在形成社会学中国化的概念时，需要将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事实相结合，通过实地证验和事实的检验来发展适合中国社会的社会学理论。

此外，概念的形成也是一个对社会经验的反思和提纯过程12。这意味着社会学中国化的概念形成需要深入考察中国特定时期的社会状况，尤其是利益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从而揭示社会与政治的矛盾。通过这样的历史情境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特点和需求，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概念。

同时，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信也是社会学中国化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13。这种自信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坚信中国社会学能够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二是坚信中国社会学能够回答中国自身的问题，并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作出贡献。这种自信推动了中国社会学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促进了社会学中国化概念的形成和发展。

综上所述，社会学中国化的概念形成是一个涉及理论结合、社会经验反思、历史情境分析以及理论自信等多个方面的综合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中国社会学家不断探索和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概念体系。

周飞舟提出的“接轨”与“自觉”阶段具体指的是什么?

周飞舟提出的“接轨”与“自觉”阶段是关于“社会学中国化”路径的两个阶段。在“接轨”阶段，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与国际社会学的接轨，即中国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与国际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融合和交流，以促进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进步。而“自觉”阶段则是指在接轨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需要进一步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方法，形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社会学研究，以更好地适应和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1415。

这两个阶段的提出，旨在强调中国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既要吸收国际社会学的先进理论和方法，又要注重本土化的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这种“文化自觉”的理念，是费孝通晚年提出的一种文化发展观念，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需要保持文化自信，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和学术体系14。

同时，根据渠敬东(2015)的研究，这种“自觉”阶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主要来自于现实经验研究的要求。也就是说，在实际的社会研究中，需要有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方法，以更好地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161718。

综上所述，周飞舟提出的“接轨”与“自觉”阶段，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方向，旨在通过与国际接轨和本土化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社会的需要。

燕京学派在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燕京学派在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燕京学派作为社会学群体，以现代社会学及人类学在中国的开创建设来概括更为准确，其主要特点在于本土化道路的探索19。其次，许仕廉作为燕京大学社会学中国化的引领者和奠基人，开启了燕京大学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20。此外，燕大社会学在许仕廉、吴文藻、赵承信等人的领导下，一直有着本土化的学术自觉，他们探索与实践过程中，引入了以民俗和德型为核心的社会学说21。最后，燕京学派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通过具体的社会调查，如《附近燕京大学工业的调查》和《进让村调查》，深入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现象，为社会学的本土化提供了实证基础22。综上所述，燕京学派在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不仅推动了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而且通过实证研究，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学在社会转型和学科定位方面有哪些具体成就?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学在社会转型和学科定位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首先，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近代中国创立，并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快速的成长。这一时期，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为社会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和经验，促进了中国城市社会研究的发展24。其次，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和转型，社会学从多学科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特别是在社会发展及其理论提炼方面，社会学做出了重要贡献23。此外，社会学在研究定位上带有新突破的前提，面对学科整体的知识困境与转型，中国社会学正在探索如何应对，尤其是在作为后发性学科的背景下25。最后，社会学不仅被视为一种专门的知识规范，还具有奠定秩序的伦理职能。严复等学者赋予了社会学实证性格，并试图通过社会学来建立社会秩序26。这些成就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学在社会转型和学科定位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为理解和指导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阿里夫·德里克是如何划分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阶段的?

阿里夫·德里克在2012年的回顾中，将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其主要目的是建立属于中国的社会科学。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