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理论论文
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它主要探讨了大众传媒如何影响公众对特定议题的关注和认知。以下是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论文概述:
起源与发展
议程设置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一书,该书被认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奠基之作1。该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最初的关注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到后来对大众传播在人们环境认知过程中作用的深入研究2。
理论特点与应用
议程设置理论的特点在于它重新揭示了大众传媒的有力影响,帮助效果研究摆脱了“有限论”的束缚2。理论认为,传媒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这重新提出了大众传播过程背后的控制问题2。此外,议程设置理论在政策议程设置研究中也具有重要应用,如王绍光教授的研究模型,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度进行分析3。
局限性
尽管议程设置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它只强调了传播媒介“设置”或形成社会议题的一面,而没有涉及反映社会议题的一面2。此外,议程设置功能虽然强大,但不能将其效果绝对化2。
议程融合与新媒体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议程设置理论的应用领域也发生了变化。肖提出“议程融合”概念,关注受众如何使用信息,以及议程设置是如何影响受众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国社交媒体的背景下4。同时,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也面临着挑战和转型8。
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性
政策议程设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托马斯·R·戴伊在《理解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到,政策制定的一般过程包括问题确认与议程设定、政策形成、政策合法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阶段5。政策问题的界定和政策议程的设立甚至比政策决策和执行更为重要,它们是一个客观形成过程,更是一个主观构建的过程6。在现代社会,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6。
研究方法
在研究议程设置理论时,学者们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陈娇娥和王国华在《网络时代政策议程设置研究》中,采用定量研究的方式,利用公民自媒体数据,分析触发公共政策议程的现象,并提出政策议程设置的相关建议7。
结论
议程设置理论为我们理解大众传媒如何塑造公众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框架。尽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在政策议程设置、新媒体环境下的应用以及对受众行为的影响等方面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随着媒体环境的不断变化,议程设置理论也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以适应新的传播环境和挑战。
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有哪些新的研究方向?
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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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主体的多元化:在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时代,技术赋权受众,传播权力下沉,导致议程设置主体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而是变得更加多元化。这包括个人、群体、非政府组织等,他们都能在议程设置中发挥作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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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麦库姆斯教授系统地介绍了网络议程设置提出的背景、理论框架、最新成果以及发展方向10。这表明在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需要适应网络的特性,探索网络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新机制和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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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互动性:新媒体环境下,受众不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对象,而是可以主动参与到议程设置的过程中。这种互动性为议程设置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需要探讨受众如何通过新媒体平台影响议程设置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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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与社交媒体的关系:社交媒体作为新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议程设置有着显著的影响。研究者需要关注社交媒体如何塑造公共议程,以及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如何影响议程的生成和传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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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议程设置的结合: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可以利用数据分析工具来研究议程设置的过程和效果。这为议程设置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议程设置的机制和影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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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议程设置的比较研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议程设置过程和效果可能存在差异。研究者可以探讨不同文化如何影响议程设置,以及如何在跨文化环境中进行有效的议程设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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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效果评估: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效果评估变得更加复杂。研究者需要开发新的评估方法和指标,以衡量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效果和影响10。
这些研究方向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议程设置理论的理解,而且对于指导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一书对议程设置理论有哪些具体影响?
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一书对议程设置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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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作为现实世界的塑造者: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出,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塑造了公众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这种观点为议程设置理论提供了基础,即媒体通过强调某些议题,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度和认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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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的形成:李普曼认为,公众意见是在媒体的引导下形成的,媒体的报道可以决定哪些议题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这一点与议程设置理论的核心观点相吻合,即媒体的报道重点可以影响公众的议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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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公众认知的差异:李普曼指出,媒体所呈现的现实与公众的认知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强调了媒体在塑造公众议程中的作用,同时也为议程设置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探讨空间,即媒体如何通过不同的报道策略影响公众的议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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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权力与责任:《公众舆论》中,李普曼探讨了媒体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媒体在塑造公众意见时所承担的权力与责任。这为议程设置理论提供了道德和伦理层面的考量,即媒体在设置议程时需要考虑其对社会的影响和责任4。
综上所述,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一书对议程设置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在理论上为议程设置理论提供了基础,还在实践层面上引发了对媒体角色和责任的深入思考。5
王绍光教授的政策议程设置研究模型具体是如何分析政策议程的?
王绍光教授在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中,采用了多源流理论作为基础,并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构建了一个适用于解释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型。这个模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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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的关键性:王绍光教授认为议程设置是政策周期的开始,它决定了哪些政策议题能够进入决策者的视野。这一点在13中有所体现,强调了议程设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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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和决策者的互动:在14中,王绍光教授运用分析社会学的机制解释模型,以专家和决策者的动机及双方的连接机会为分析框架。这意味着专家的知识和建议如何被决策者吸纳和嵌入到政策议程中是一个关键的分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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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过程的层次:根据15,政策制定过程包括议程设置与决策过程两个层次。王绍光教授的研究将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以及能否影响决策过程视为权力的两方面,这表明政策议程设置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还涉及到权力的分配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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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嵌入、委托—代理、舆论—回应、汲取—知识:在14中,王绍光教授提出了四个分析框架,分别是“吸纳—嵌入”、“委托—代理”、“舆论—回应”和“汲取—知识”。这些框架帮助理解专家如何参与政策议程设置,以及他们与决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通过这些分析框架和理论基础,王绍光教授的政策议程设置研究模型旨在深入探讨和解释政策议程是如何在中国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1415
议程设置理论在政策议程设置研究中有哪些具体的应用案例?
议程设置理论在政策议程设置研究中的应用案例非常广泛,它帮助研究者们深入理解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说,议程设置理论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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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动力:研究者们通过议程设置理论分析了推动政策议程发展的动力因素。这些动力可能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因素,它们共同作用于政策议程的设置和变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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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变动周期:议程设置理论也被用来研究政策议程的变动周期,即政策议程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发展和变化的。通过分析议程的周期性变化,研究者可以更好地理解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动态性和阶段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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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中的开题方式:议程设置理论还涉及到议程设置的开题方式,即政策议程是如何被提出和引入的。研究者们通过分析不同的开题方式,可以揭示政策议程设置的策略和技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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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议程的优先级:议程设置理论还帮助研究者们分析政策议程中的优先级问题,即在众多政策议题中,哪些议题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资源。这有助于理解政策制定者如何权衡不同议题的重要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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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议程的持续性与中断:议程设置理论也被用来探讨政策议程的持续性和中断问题。研究者们通过分析议程的持续性,可以了解哪些政策议题能够持续受到关注,而哪些议题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中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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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议程的公众参与:议程设置理论还关注公众如何参与政策议程的设置。通过研究公众的参与方式和影响,可以揭示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意见的重要性和作用16。
通过这些具体的应用案例,议程设置理论为政策议程设置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框架,帮助研究者们更深入地理解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和多维性。16
在研究议程设置理论时,除了定量研究方法,还有哪些定性研究方法被广泛使用?
在研究议程设置理论时,除了定量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也被广泛使用。定性研究是一种探索性方法,它侧重于通过研究主观经验、信念、态度和行为来了解复杂的现象,通常是在自然环境中的现象18。定性研究设计被定义为一种研究方法,侧重于探索和理解复杂的现象以及个人或群体赋予这些现象的意义20。这种研究方法常用于社会科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对主观体验和解释性理解有需求的领域20。
定性研究方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 深度访谈:通过与参与者进行一对一的访谈,深入了解他们的观点、感受和经历19。
- 焦点小组:组织一小群人就特定主题进行讨论,以收集他们的意见和态度19。
- 案例研究:对特定案例进行深入研究,以揭示现象的复杂性和多维度20。
- 观察法:通过观察参与者在自然环境中的行为和互动,收集数据18。
- 内容分析:对文本、媒体内容或其他形式的交流进行系统分析,以识别模式和主题19。
这些定性研究方法有助于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理解议程设置理论,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公众对特定议题的关注和理解。通过定性研究,研究者能够获得更丰富、更深入的见解,这对于理解议程设置理论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至关重要。1920。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1 | 议程设置理论起源 李普曼提出议程设置理论,为大众传媒研究奠定基础。 |
议程设置理论特点与应用2 | 理论影响与局限 揭示传媒影响力,提出传播过程控制问题,但效果不能绝对化。 |
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3 | 中国政策议程研究 王绍光提出政策议程设置模型,考虑政策提出者与民众参与。 |
肖议程融合理论4 | 议程融合探讨 讨论受众使用信息方式,议程设置影响受众过程。 |
托马斯•R•戴伊《理解公共政策》5 | 政策制定过程 将政策制定分为五个阶段,强调议程设定的重要性。 |
陈娇娥、王国华《网络时代政策议程设置研究》7 | 网络时代议程研究 利用公民自媒体数据,分析政策议程触发现象。 |
沃尔特·李普曼1 | 议程设置理论奠基人 沃尔特·李普曼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奠基者,其著作《公众舆论》对理论发展有重要影响。 |
王绍光教授3 | 中国政策议程研究 王绍光教授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对政策议程提出者和民众参与进行了深入研究。 |
肖4 | 议程融合理论提出者 肖提出议程融合理论,探讨了受众如何使用信息,以及议程设置在社交媒体发展中的作用。 |
托马斯•R•戴伊5 | 政策制定过程研究 托马斯•R•戴伊在《理解公共政策》中,将政策制定过程分为多个阶段,包括议程设定。 |
陈娇娥、王国华7 | 网络时代政策议程研究 陈娇娥和王国华通过定量研究,分析了公民自媒体数据,探讨了触发公共政策议程的现象。 |
沃尔特·李普曼1 | 议程设置理论奠基人 沃尔特·李普曼是最早注意到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的人,其著作《公众舆论》为议程设置理论奠定了基础。 |
王绍光3 | 中国政策议程研究者 王绍光教授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对中国政策议程设置进行了深入研究。 |
肖4 | 议程融合理论提出者 肖提出议程融合理论,探讨了受众如何使用信息,以及议程设置在社交媒体发展中的影响。 |
托马斯•R•戴伊5 | 政策制定过程研究者 托马斯•R•戴伊在《理解公共政策》中,将政策制定过程分为多个阶段,包括问题确认与议程设定等。 |
陈娇娥、王国华7 | 网络时代政策议程研究者 陈娇娥和王国华在《网络时代政策议程设置研究》中,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了触发公共政策议程的现象。 |